过了两天，当祝笛澜与廖逍见面时，才发现这事，并没有她想象中简单。
她翻着档案袋里的照片，“什么时候查出有目击者的？”
“当时就知道了，”廖逍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罗安处理了大人，留下小孩。小孩现在被警署保护着。虽然八岁幼童的证词算不上铁证，但以防万一，不要把祸水引到我们身上来。”
诚然对这一家人来说是无妄之灾，但罗安留活口的行为让她依旧难以理解，“罗安什么时候有这份善心？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不动小孩和女人的守则。”
“现在让你去处理。”廖逍对她的嘲讽置若罔闻，“引导小孩的证词，洗清罗安的嫌疑。”
“我没有把握，”祝笛澜用手指夹住那张全家福，冷漠地看着，“小孩子爱说什么说什么，请个好律师就能解决的事，没必要折腾小孩子。”
“你不愿意还是你做不到？”
“我做不到。”这话半真半假，但祝笛澜说得十分肯定，“理论上来说，幼童的心里屈从比较简单，但他在目击双亲死亡后，心里状态的改变不可能被准确判断。我的引导只可能是赌，我有可能会完全赌输，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廖逍不屑一笑，“你不用考虑。”
“我怎么可能不考虑。精神分裂就是后遗症之一。你敢说你有把握吗？”
“我不会那样说。我要的是你引导后的效果，而不是考虑幼童的心理应激。”
“怎么？”祝笛澜忽然明白了什么，挑眉，“你做过这样的事？”
廖逍神秘一笑，喝了口茶，顿了许久。
祝笛澜静静等着他开口。
“有过这么一次。很多年前，警署通知我，说是有个女人死在家中，在场的只有她七岁的儿子。警署与社工介入，但幼童怎么都不愿开口说话。”
祝笛澜坐得端正了些，她忽然对这个故事很有兴趣。
“这个女人十九岁意外怀孕，生下男孩。男孩五岁的时候，她找了新男友，比较稳定。这些情况，警署很快就查明。这位新男友有前科，有暴力倾向，邻居听见过几次争吵和殴斗的声响，也报过警，这些都在警署的档案里记录着。”
廖逍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女人是被枪打死。这把枪没有做过登记，但以这位男友的前科来看，他很可能非法持有枪械。警署猜测争执中男人开枪打死女人之后逃匿，街边摄像头有他驾车离去的视频。男孩在场，目击全程，不愿开口说话。这样的真相简单不过又符合逻辑。警署签署男人的通缉令，把孩子交给了社工。”
“没有要男孩的证词？”
“他们尝试过，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警署想查他的医疗档案，发现因为没有医保，他母亲可能用某种方式带他就医以便逃避费用，他的医疗档案可能在某个人的名下，太难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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