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为绝对的权力不仅绝对地使人**。同时也绝对地蜕生，权者（君主）身上的神圣灵光，这大概是后者始料未及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欧洲各国几乎都有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但其中凡是有着君主**传统的国家，最后都未能走上成功的君主立宪道路，如法国、德国、俄国等；相反，凡是成功实现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其君主几乎一无例外地都不具有强大的**统治的传统，如英国、北欧诸国等。有着君主**传统的民族在以立宪政治的模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君主再也无法成为足以凝聚国民的有效的政治符号，无法充当民族国家的神圣象征，毫无疑问这将使民族国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但既然这种宪政国家已经无法继续利用君主来充当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符号，那就只能直接以全民的意志为合法性基础，所以，其立宪就只能是“民主共和”的立宪而非“君主“立宪！

　　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一向具有很强烈的世俗色彩，虽然中国社会有多种宗教信仰存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也包含有一定的宗教神秘主义因素，但是总体看中国民族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务实的、实用性的，中国文化更注重的是世俗生活的秩序和价值，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实质上是将“天合于人”而不是相反。这种世俗倾向在社会生活中自有其积极意义，可以避免像某些民族那样陷入宗教迷狂之中不能自拔。但是，这种世俗倾向的文化传统却给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出了一道难题。儒家的天命论虽然赋予君主某种神圣色彩，但同时却始终未能形成仪式化的或宗教性的最高权力产生程序，只能听任各路豪杰以暴力、阴谋夺权打江山。自从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君主通过暴力夺权上台之后，再利用天命论给自己制造统治合法性，这样。君主的神圣性就完全来自统治者的自我论证。这种神圣性是由世俗权力支撑、构建出来的，因而注定是脆弱的，因为政治统治的有效合法性不可能来自统治者的自我宣传，而只能来自社会公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主要诉诸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众普遍尊奉、信仰的传统习俗或宗教仪式，另一种则是民主的法理程序。君主制依靠的就是前一种合法性认定方式。然而，在高度世俗化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世俗的君主并非来自宗教领袖，同时由秦皇汉武为表率的“打江山坐江山打手,”的“丛林规则”也已彻底打破了远古时期的“禅让”接替传统，使得这种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在中国传统中早已不复存在。“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与对绝对方制权力的追求紧密相连，最终彻底抹掉了中国君主身上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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