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或是更多,养的起两到三万的骑兵和五六万的步兵,十来万辎兵和积聚大量的物资,供应得起往辽东的沿途后勤来推进,那时候倡言决战,可也!”
其实李贵的话,最少有一多半是夏希平的意思,而夏希平在考虑与察哈尔人决战的时间时,也是充份考虑了张瀚平时在和他闲谈时希望的时间点。
天启八年或天启九年,那时才是决战时机,海外贸易,对俄罗斯的贸易,内地的贸易收入,草原上的布匹产量达到三百万匹,占领整个北方的匹布市场,铜器,生铁,熟铁,精铁制器……加起来的收入可达千万甚至更多时,那时候财力物力才支撑的起一场需要出尽全力的生死大战,而对手,正是张瀚一直吹风,心心念念的最强大敌:东虏。
林丹汗要是知道,不知道脸上会是什么表情,自视甚高的末代成吉思汗,若是知道自己连当一个合格对手的资格都没有,脸上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至于张瀚为什么会吹这个风……原因也很简单,压根没有什么天启八年,天启九年,只有崇祯二年。
到崇祯二年,整个大明帝国的国运会走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东虏入寇,陕北农民起义。
东虏第一次入寇,打跨了和消灭了宣大军,明军只剩下陕西的秦军和关宁军,关宁军自成藩镇,秦军人数少装备差,徒有悍勇而后续乏力,并且几乎一直陷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处与农民军交战,但张瀚着重的不是这些,不管是关宁还是宣大或是秦军,他已经都不必放在眼里了,他关注的就是农民起义,只有当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正式开始之后,他才会正式将对付东虏提上日程。
没有农民军闹腾,怎么能证明大明丧尽人心,国运已尽?
就象张瀚练出十万强兵,随时可以经由大同杀入京师,可那样就是得国不正,哪怕以武力杀的人头滚滚,但要收拾人心,没有几十年功夫断然不成,真要如满清那样从北方一路屠到南方,倒是杀出一个大清天下,可那样也是将汉民族的脊梁骨给打折了,正人君子和敢死之士要么死于国难,要么避居深山,要么隐世不出,当然肯定会有大量的官员士绅选择依附,可那样的“人才”得之何用?
板荡识忠臣,平时大言不惭以忠节自诩,到了紧要关头敢仗义死节的反而没几个,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已,而如阎应元,岭南三忠那样的好汉,却又不是能以暴力相胁就能屈从的。大义这两个字,看着不很要紧,其实对稳固统治,顺利的进行政权交接还是很重要的。满清入关,不就是打着剿灭农民军的旗号进来的?一开始清军入关,虽然是异族统治华夏,但在相当多的阶层中清军是替崇祯报了仇,各地几乎都是传檄而定,如果不是满清高层不愿重蹈蒙元的失误,一定要将天下混同,强令汉人剃发易服,恐怕清初的统一史将会是最轻松的一部开国史,而不会反反复复,一直打到康熙年间才勉强将天下底定。
张瀚原本就对大明谈不上什么忠诚,走私北虏和东虏的事都做了,难道还畏怯和大明撕破脸皮?天启虽然厚道,并不是他不能下手的理由,关键之处,还是在“大义”这两个字,要想不起反复,顺利得天下,行事就不能操切,有时候,欲速而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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